北京一带气候寒冷，花朝节过后，冬天余下的寒气还很厉害。冷风时常刮起，刮起就飞沙走石。拘束在一室之中，想出去不可得。每次冒风疾行，不到百步就（被迫）返回。
二十二日天气略微暖和，偕同几个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高大的柳树夹立堤旁，肥沃的土地有些湿润，一望空旷开阔，（觉得自己）好像是逃脱笼子的天鹅。这时河的冰面刚刚融化，水光才闪烁发亮，像鱼鳞似的浪纹一层一层，清澈得可以看到河底，亮晶晶的，好像明镜刚打开，清冷的光辉突然从镜匣中射出来一样。山峦被晴天融化的积雪洗过，纯净新鲜，好像刚擦过一样；娇艳明媚，（又）像美丽的少女洗了脸刚梳好的发髻一样。柳条将要舒展却还没有舒展，柔软的梢头在风中飘荡，麦苗破土而出，短小如兽颈上的毛，才一寸左右。游人虽然还不算多，（但）用泉水煮茶喝的，拿着酒杯唱歌的，身着艳装骑驴的，也时时能看到。风力虽然还很强，但走路就汗流浃背。举凡（那些）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浮到水面上吸水的鱼，都悠然自得，羽毛鳞鳍当中都透出喜悦的气息。（我这）才知道郊野之外未尝没有春天，可住在城里的人（却）不知道啊。
大概说是不能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流连忘返在山石草木之间的，只这个官儿罢了。而此地正好离我近，我将从现在开始出游，怎能没有记录？（这是）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啊。
【公安派（胡小伟）】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１５６０～１６００）、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袁中道（１５７０～１６２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１、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２、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３、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读袁宏道《满井游记》（马瑞芳）】
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满井游记》可算其代表作，我们试对此文作一粗浅分析。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名为“游记”，下笔不写游，而写不得游，宕开一笔，背面傅粉。以“出不得”，引起人们对出游的关注。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
笔锋一转，进入游记实写。交代了时间：廿二日，地点：满井。满井系北京东北郊的地名，据《帝京景物略》记载：“该地有一古井，……并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
简捷而准确地点明游记的时间地点后，作者便由远及近，由面及点，层次分明地记游：
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
这是满井鸟瞰。只用十二个字，就凝练、洒脱、富于感情色彩地把春景勾勒出来。即景生情，初睹春光的作者感到自己像笼子中飞出来的天鹅。寥寥数语，完成了面的描绘，即移步换形，以细腻而充满诗情的笔调，东鳞西爪地点染满井的秀丽风光：
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
始写水；继写山；后写田野。三组优美的特写镜头，勾魂摄魄地凸现了早春二月独有的特点。作者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色的真切观察，抓住了最能体现早春生机盎然特点的景物：河面浮冰刚刚溶化；山峦积雪刚刚消融；柳条鹅黄初染，麦苗冬眠初醒。另一方面，借助于遣词用字的高度技巧，突出这些景物的个性，加重早春色彩。“冰皮始解”，一个“始”字，使时间性更加鲜明，柳条将舒未舒也是早春的特点，不会是暮春的景物。这些特征性景物组成一幅层冰解冻、波光粼粼，山川氤氲，田野生机勃勃的图画，给人以高度谐和的美的享受。作者意犹未尽，更给这些景物一些生动、贴切的比喻，使之可感、可触、可信：一池春水清亮得如同新开之境、出匣宝剑；座座青山秀丽得好像晨妆少女。正写侧写并用，辞采藻饰渲染，“如剥蕉心，愈剥愈出”，明媚秀丽的满井如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