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自东晋永和七年至十一年任会稽内史，居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这段时间是他生涯中最后一段仕履。其间，他于永和九年癸丑三月三日，招集亲朋好友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名士，在会稽山阴举行了历史上颇有盛名的兰亭集会。据说会上王羲之当时乘兴挥毫，为兰亭诗集作序，写下了赫赫有名的《兰亭序》。序中言“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叙》亦见此语，而且王羲之兰亭诗中亦有“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音；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句。可知，王羲之等人在兰亭盛宴上，确实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也未行长歌啸咏之娱，只是饮酒赋诗，气氛比较低调。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王羲之所谓“虽无丝竹管弦之盛”的深意何在？欲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经济状况与政治气候两方面来探寻原因。
经济条件。如果说当时任会稽郡的最高长官，在其治下招集群贤雅聚宴饮，却没有行“丝竹管弦之盛”的经济条件，这恐怕说不过去。王、谢等乃东晋大族，经济能力应该不存在问题。尽管如此，对此问题还须做一点求证。王羲之的具体生活情况，因史料缺乏无从知晓。但我们不妨通过间接的推导方式试加论证。王羲之生平所交人士，关系最近最善者莫过于谢氏安、万兄弟。另外，王、谢两家均为东晋高门大族，以门当户对而互结婚姻，故两家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也应该大致相近，至少差距不会过于悬殊。以谢氏生活状况做参照以推测王羲之，应该说是可行的。关于谢安、谢万生活的具体情况，文献中有零星的记录。《晋书》谢安传称：“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至于谢万，据《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十七引《中兴书》称他“聚敛无厌，取讥当世”，其富裕程度可知。另外，尽管时代略晚于王羲之，但不妨列举以作为参考。谢安之侄东晋名将谢玄（343~388年）解职归田后，所居会稽宅墅。据其裔孙谢灵运所作《山居赋》的描绘：“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至若山中别墅的规模气势，更是“北山二园，南山三苑”，而且“左江右湖，往渚还汀，面山备阜，东阻西倾。”(同上)尽管这些描述中不乏文学上夸张修饰的成分，但山居宅墅气势规模之庞大壮观，恐怕不是虚构出来的。谢灵运在《山居赋》注中还提到“五奥”：“昙济道人、蔡氏、郗氏、谢氏、陈氏各有一奥，皆相掎角，并是奇地。”谢灵运母刘氏，即王献之外甥女，估计王家在此方面亦有建树。谢注说郗氏在谢家山墅南面修建“精舍”，而郗氏是王羲之、王献之妻家。需要指出的是，谢、郗诸氏的田园别墅创建，并非始于谢灵运这一辈人，当与初渡浙东的南下北方高门大族王羲之、谢安先辈们“行田视地”(王羲之《与谢万书》语)的“创业”之功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便断言王羲之家族的生活水准必定等同于谢氏，但若以当时世家大族的整体经济水准推测，王氏应不会与谢、郗诸氏相去甚远。另外，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是以地方最高长官和名士领袖身份延招当地名士，举办兰亭集会，故在费用方面，可能有动用公款的条件。据《初学记》卷二十一引裴启《语林》载：“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安)就乞笺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桓宣武(温)云：逸少不节。”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期间，慷慨地馈赠谢安大量的公库纸张。因当时纸张不廉，故连桓温都感叹王羲之太不节俭。王羲之能为谢安徇此私情，大概不会在兰亭宴会上去节约那点“丝竹管弦”的演奏费吧？经济既然不是问题，那么原因就应该在政治气候上了。
政治气候。这可分为主观、客观两个因素来看。主观因素是，永和九年三月，东晋殷浩率领的北伐战争已进入了第二年，征讨正处在关键时刻。对王羲之等而言，此时东晋内部殷浩、桓温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北伐之战也正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对于谢氏兄弟安、万来说，代表谢氏家族的安西将军从兄谢尚，在去年出师之前大败于张遇，晋军死者一万五千。当时名士们尽管在曲水之畔吟诗醉酒、畅叙幽情，但他们的心中必定也还有不安的一面。至少北伐之成败应是压藏在王、谢等人胸中的一个重大心事，或许他们平日都在默默地关注战事的进展状况。客观因素是，从永和八年到九年三月为止，东晋殷浩北伐所发生的事情。《晋书》卷八穆帝纪永和八年条：“夏四月……，安西将军谢尚帅姚襄与张遇战于许昌之诫桥，王师败绩。九月……中军将军殷浩帅众北伐。”又《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永和八年条：“（六月）谢尚、姚襄共攻张遇于许昌。秦主健遣丞相东海王雄、卫大将军平昌王菁略地关东，帅步骑二万救之。丁亥，战于颍水之诫桥，尚等大败，死者万五千人。尚奔还淮南，襄弃辎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后事付襄。殷浩闻尚败，退屯寿春。……（九月）浩以军兴，罢遣太学生徒，学校由此遂废。……冬十月，谢尚遣冠军将军王侠攻许昌，克之。”根据这些文献记载，此知殷浩北伐前哨战已于永和八年（352年）三月展开，晋军谢尚、姚襄初战败于张遇。六月，谢尚大败于颍水之诫桥。九月殷浩正式北伐，东晋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为准备此战，甚至到了“罢遣太学生徒，学校由此遂废”的地步。
全国就在这种政治气候之下，王羲之等招饮集宴而不设音乐，不行歌啸，理由应该是，他们考虑到当时举国上下处于战争状态，出于自肃目的而保持低调，不欲大事声张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注意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