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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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汉林 　 　 　　鲁迅在“左联”期间，曾经大声疾呼：“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文学是战斗的！”“左联”的老战士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就是三十年代的战斗文学的代表作。它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光明》杂志创刊号。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就曾经竭力提倡过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这主要是这种文学便于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便于“左联”作家同现实斗争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一九三六年春天，夏衍在上海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对社会作了实地考察。他每天清晨四点多钟就到日本纱厂的门前去观察，同工人们谈话，搜集资料，并详细地了解包身工的“劳动强度，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等等。（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在千头万绪的关系和纷纭复杂的事物中，夏衍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炽热的无产阶级正义感，运用匕首、投枪式的战笔，“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引文同上），写成了著名的《包身工》，为后来的报告文学的创作树立了典范，对“左联”时期提倡报告文学运动，起了推动的作用。

　　《包身工》反映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上海东洋纱厂童工的悲惨生活，揭露和控诉了帝国主义与买办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并预言“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

　　《包身工》采取纵式结构，即按时间顺序进行记叙的方式，真实、生动、详细地记叙了包身工一天的生活遭遇。全文可分三大段。

　　第一段（从开头到“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了下来。”）：描述包身工在“住”、“吃”方面的非人生活，并揭露了包身工的来历真相和分析了帝国主义工厂使用包身工的原因。

　　文章开头即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使记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清晨四点一刻”，“被骂作‘猪猡’的包身工就起身开始了一天非人的悲惨生活。”随即，作者抓住包身工的“住”和“吃”这两个生活的主要内容展开描述。让我们先看看包身工的居住条件吧：“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作‘猪猡’的人”。工房里“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里面还夹杂着“打呵欠，叹气，叫喊”和“很响地小便”的声音。楼梯“不满二尺宽，东洋纱厂长方形的工房，被“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象“鸽笼一般”。这哪里是人住的房子？分明是人间的地狱、牢笼！到此，作者十分巧妙的插叙了一大段关于包身工的来历。这段插叙的开头针对上文“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下文紧接着用“但是”这个转折联词，笔锋一转，说“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而并非“猪猡”，油然地引起了插叙（插叙部分：“但是……一类的买卖。”）。“但是”的转折句，承上启下，转接非常自然。原来，那些被人称为“猪猡”的包身工，当初是被帝国主义的奴才──“带工”凭着“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从农村骗来的。“带工”游说那些包身工的父母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好一个“洋式的公司房子”！目下包身工的居住条件，以铁铸一般的事实，戳穿了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的无耻谎言！而与包身工完全对立的“带工”之流，他们喝饱了包身工的血，养肥了自己，“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房，还能廉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这与包身工的“猪”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一个多么有力而深刻的揭露啊！就这样，作者把描述与插叙两方面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似乳水共器，浑然一体，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在插叙里，“带工”曾说过，东洋纱厂的工人“吃的是鱼肉荤腥”。这为下文介绍包身工的“吃”安下了伏笔。包身工果真“吃的是鱼肉荤腥”吗？作者紧接着“清晨四点一刻”之后就描述“四点半之后”到五点钟前包身工“吃”的情况。这从时间上讲是连贯的，必然的。从写作技巧上讲，插叙部分又成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段，因而文章段落之时衔接紧凑、结构严谨。再看看包身工的“鱼肉荤腥”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包身工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煮成的”“浆糊一般的薄粥”！而“粥菜”呢，则是“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而制成的“佳肴”！吃早饭的时候，幸运的包身工“每人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而那些因为“轮着擦地板、倒马桶”的包身工，却连一碗粥也吃不上，只能吃到老板娘亲手做的“美馔”──老板娘拿起铅桶把锅子里刮下来的锅巴、残粥加上冷水，“用她那双方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而成的粥！这就是所谓的“鱼肉荤腥”。这是对“慈祥”老板的深刻揭露和血泪控诉！作者抓住包身工的“住”、“吃”，进行了具体生动的描述，把包身工如猪般的非人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逼真。但是，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进一步追根究源，用夹叙夹议的插叙手法，分析了帝国主义之所以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包身工没有搞罢工的那种“结合力”，可以任凭他们恣意地敲骨吸髓。作者通过对“芦柴棒”被“打杂的”殴打的痛楚的形象刻划，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凶残、狠毒。这里作者浓墨重笔刻划了凶狠残暴的“打杂的”和奸刁冷酷的老板娘这两个反面人物形象，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的买办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无耻勾结，是造成包身工悲惨遭遇的根源。

　　第二段（“五点钟……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记叙包身工恶劣的劳动条件。

　　从时间上看，作者在这段里记叙了包身工从早晨五点开始的十二小时的上工劳动，从内容上讲，主要记叙了包身工在十二小时内受到的“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一句，与第一段“清晨的四点一刻”、“四点半之后”紧相照应。但这里又不是一张普通的作息时间表，而是意味着随着白天时间的推移，包身工们将有更加不幸的遭遇。上工的汽笛声，声声逼煞人。从此，包身工就在同“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的搏斗中求生。作者先对工厂的环境进行了描写：形象地把“和外边的世界隔绝”的红砖纱厂比作密不通风的“罐头”，把工厂的那扇铁门比作“罐头”的“盖子”，而那扇推开着的铁门，犹如老虎的血盆大口，包身工“就好象放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走进厂去，开始了为时十二个钟头的苦工生活。”

　　在这段里，作者对“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的描述，采取了按事件性质和类别记叙的横结构方式。作者由穿衣着袜舒适愉快、纺纱织布艰辛不易的议论，引出“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作者先总提后分述，条理井然。音响：远远听去，如“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响”；进厂近听，“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磨擦”等等声音，“使人难受”“分辨不出”，也不容听觉分辨出这些声音。这里，作者运用比喻、排比的修辞方法，写得细腻、具体。作者在介绍“尘埃”和“湿气”对包身工的威胁时，都运用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如写“爱作弄人的恶魔一般地在空中飞舞着的花絮”粘在包身工身上的难受的滋味时，作者并不是直说如何如何难受，而是用比喻说：“正象当你工作到出汗的时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个木棉絮的枕芯，而使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一样。如写“湿气的压迫”，作者说，“蒸气好象烟雾，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他人”等等。这些形象描写，使读者如同身历其境，旨在唤起读者感觉上的经验，引起读者与包身工在感情上的共鸣。这是作者深入实际生活的结果。

　　“三大威胁”时时刻刻折磨着包身工，但是“没有人会来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包身工只能“加速地容易疲劳”，更有甚者，“三大危险”──“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使包身工的遭遇更加悲惨。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为了榨取更高的利润，他们对包身工多采取“殴打”的办法，而不采取“罚工钱”和“停生意”的手段，这是因为“罚工钱”就是减少带工老板的利润；“停生意”非但不能赚钱还要贴包身工二粥一饭，作者以包身工“小福子”遭受毒打为例，说明遭受“殴打”虽有生命危险，但总比罚工钱和停生意对资本家更为有利。至此，连同第一段在内，作者已把包身工“住”、“吃”、“上工”三种情况叙述完毕，包身工悲惨生活的全貌也都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虽是如此，作者仍不罢笔，又用精确的数据，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些数据以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了“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以，作者怒火万丈，愤然写道：“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滔天罪行的血泪控诉，更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严正警告！接着，作者又揭露帝国主义为了榨取中国人民更多的血汗所采取的毒辣手段：劳动强化、减少普通工、多用包身工。这一段里有生动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形象描写，有具体而精确的数据，有作者严正而精辟的直接议论。文章生动具体，感染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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