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以后，《包身工》这篇反映阶级压迫和民族危亡的报告文学，影响了我国几代人。
１９５９年夏老在《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的文章中写道：“对现在的年青工人来说，大概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还没有出世。那么，我想，回头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应该更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幸福。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人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与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夏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篇作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是他头脑清醒、信念坚定使然。夏老这句“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的谈话，是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０日，离他去世不到１００天。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句话就是他的政治遗嘱。从他写作《包身工》到他去世整整６０年。６０年中他能够一如既往，一以贯之，是多么难能可贵！然而，令夏老想不到的是，在他去世不久，他认为“可以留下来”的《包身工》就被某些人“请”出了新版中学语文教科书。与《包身工》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狼牙山五壮士》等一批革命文学作品。老人家若地下有知，不知他该作何感想？！夏老没有想到《包身工》“留下来”的道路是如此充满荆棘和坎坷。当然，即使《包身工》不再作为中学语文教科书，毫无疑问，它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它的社会价值和革命的生命力，照样“可以留下来”，代代相传的。
如此更改语文教科书，应当说不是一件小事情，它是一种象征，一个信号。经济学家刘国光曾经撰文批评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现在语文教学领域又把革命文学作品赶出课本，这的确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反映。《共产党宣言》讲，“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国现在是什么时代？还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在某些领域成为统治思想？《包身工》这样的革命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主流？这种改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有人还为这种取消语文教科书中革命传统文学作品的行为辩解，说什么“语文能力就是熟练运用祖国语词文字的能力。”要从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方面来考虑。也有人说：“几代人都读这个教材，大家感觉到教材应该有一些更新，应该补充一些新鲜的材料更加贴近他们的生活，贴近他们的认知。”（华岳论坛０３／２５／２００５）这样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谓“工具性”、“人文性”？“工具性”、“人文性”就可以脱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灌输吗？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语文教科书脱离了意识形态？料他也找不出来。所谓“几代人都读这个教材”，不“新鲜”了，就要改变与更新，更是站不住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唱了几代人，唱了大半个世纪，是否也要改变、更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样的歌词是否也不“新鲜”了？
夏老生前要我们的年轻人“记住帝国主义”和“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希望我国青年“爱党、爱社会主义”。夏老提出的“爱”和“恨”，是客观实践的产物。资产阶级是不会爱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的，而无产阶级也不会去爱资产阶级的政党和资本主义制度。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３年版的《资本论》第１卷第７１８页的“注释”里有这样一段话：“你看这个人像什么？他从白到黑。他在早上对自己晚上的思想谴责；他惹人烦恼，也苦恼自己，他像改变时装一样时时改变自己的主张。”对照一下，“退出政治”、“告别革命”的某些文艺家不正是这副面孔吗？这种人与夏老的思想境界比起来是多么可悲、可怜、可恨啊！
《包身工》可以留下来！一定会留下来！留在亿万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