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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雄理学的先驱者韩愈,
在韩愈以前一般人所写的文体，大都注重辞赋及骈体文，文体呆板，多拘偶对，使作者的思想受到束缚，而且文格绮艳，陈陈相因。韩愈起来倡为“古文”，解除束缚，恢复自由，改极呆板的骈文，为较活泼的散文，表面看来是“复古”，实际是一种“革命”。由于韩愈不愿迎合流俗，所以受尽别人的非笑。韩愈认为作文“若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见答刘正夫书）。故豪杰非常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见伯夷颂），不肯随俗浮沉，以邀一时之誉。宁愿寂寞当时，但求流名于后世。
韩愈虽好读古书，学古人，但不为古书所迷，更不让古人牵着他的鼻子走。能“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宋景文语），能尽力躲开陈陈相因的滥调，能温故而知新，更能融古而创新。他谏佛骨之对人主的忠心，是人臣中少有的；他趋贼营宣抚王廷凑的勇敢，也是同僚中少有的。他讲一般人所不敢讲的话，作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特立独行，信道守道，确已达到“举世非之而不惑”的境地。
以道弘文、以文贯道
韩愈在所着“原道”一文中指出：博爱叫做仁；做事合宜叫做义；照着仁义做叫去做道；修养自己的天性圆满，无求于人叫做德。他又指出：他所讲的道德，是合仁义来一起说的。也可以说韩愈所言之道，是仁义，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不离乎人伦日用之间的。进一步讲：韩愈所讲的道，就修养说，则是正心诚意，以至修齐治平；就人生说，则是纲纪伦常，养生送死；就政治说，则是礼乐刑政，风俗教化；这就是孔子所讲“道不远人”（中庸第十三章）的意思。
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曾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全集二十二卷）韩愈的意思是说：他是因为好古道而为古文，并不是为古文而后好古道。这乃是“以道弘文”的意思；也就是“诚于中则形于外”，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的意思。
韩愈的女婿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这不仅是说文章的好坏与入道的深浅有密切的关系，而是说“文”与“道”是一以贯之的东西。说“以文贯道”，与“以文明道”，及“以文载道”，有极大的距离。“以文明道”是说文章可以明道教人，可以记事传世，是发扬道德的工具；文章的醇驳，看它见道的多少而有差别。“以文载道”则其境界较“以文明道”更深一层，是说文章要能直趋圣人之大道，能窥大道之全，乃可以言“载道”。“以文贯道”则又深一层，是说文道一贯，文以道为内容，道以文为形式，二者已发生不可分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可渐渐达到“文道合一”的境地。
古时候的圣人，能体道于身。道充于中，事触于外，形乎言而成文。宣之于文，发之于功名事业，无非为其道之外见。故其文即道，其道即文。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其立身行事，出处进退，又能一合乎道；文以行立，行以文传。所以宋朝的欧阳修说：“昔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记旧本韩文后）
以师自任、以道自任
韩愈作“师说”一篇，一开始即说：古代求学问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呢？有疑问不去跟老师学习，他的疑问就永远不能解决了。
韩愈认为：比他年岁大的，理解道比他早，他就跟着学；比他年岁小的，如果理解道也比他早，他也跟着学。他师法的是道，那里管年岁比他大还是小呢？所以不管是富贵还是贫贱，是年长还是年幼，道在那里，老师也就在那里。
韩愈接着指出：由于师道之不传，所以人多不学；一般人爱其子，故择师而教之，可是临到他自己却见理不明，以找老师为可耻。韩愈又指出：巫医百工不耻相师，可是士大夫求师，则群聚而非笑之；孔子大圣尚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而多方求师；士大夫不求师，则由于不知术业有专攻，不明见贤思齐的道理。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见全集第十二卷师说）照曾国藩的解释；传道是传修己治人仁义伦常之道，受业是受古文六艺之业，解惑即指解此二者之惑。教师的目的在明道、传道，而道不外乎明五伦。师之名，虽不列于五伦之内，而五伦之名，实赖师以明。无师则亦无五伦，道不外乎明五伦，而五伦之外，别无所谓道，所以说“道之所存，即师之所存也”。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指出：孟子曾说过：“人的毛病，在喜欢做老师”。从魏晋以后，人更不重视老师。现代没听说有作老师的；有了，大家就讥笑他，以为是疯子。只有韩愈奋然不顾时俗，冒着人家的讥笑侮辱，招收后进学者，发表“师说”，板着脸孔，要做老师。社会上果然有许多人奇怪，手指目视，一起责骂他，把他作为谈笑的资料。韩愈因此得了个“疯子”的名号。
韩愈所以“召闹取怒”，“抗颜而为师”，并不是他“好为人师”。他的“以师自任”，一方面是他不愿随俗浮沈、迎合时下的风气，而要移风易俗，行古道，“独为所不为”；一方面是他“古道热肠”，基于对青年后进的爱心与责任心之驱使，因此他要“以师自任”“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所以韩愈“以师自任”的主旨，还是为了传“道”。他在“师说”中所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仍是“闻道有先后”，“以道为主”的说法。
韩愈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享年五十七岁。韩愈的学生皇甫湜，在所作“韩文公墓志铭”中，说他为人坦白明朗，胸无城府；宗族姻亲朋友故旧不能自立的，穿衣吃饭嫁女娶妻治丧埋葬诸事，完全靠他帮忙。平日在家里，就是睡觉吃饭也要带著书，累了当做枕头，吃饭用来提口味。讲解论说，孜孜不倦，如此磨炼学生，还恐怕不够完美。又用幽默的笑话及吟诗歌的方式来舒畅精神，终要想尽方法，使学生陶醉在义理里，忘了回去。
在韩愈侄女婿李翱所作韩公行状中指出：韩愈幼年由嫂郑夫人抚养长大，嫂死之后，他穿一年丧服，以报答她的抚育之恩。在他所作祭郑夫人文及祭十二郎文中，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他的哀恸，体会到他对家人的深厚的感情。他待人诚恳，与人相交，始终不变；于后进则爱护备至，提掖有加，惟恐失其成就，这就是“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第二十章）。他所说的“道”，不仅表现在他的言论上、他的文章上，也表现在他的性情之中，表现在他的立身行事上。
韩愈在所作“原道”一文中指出：他所讲的这个道，由唐尧传给虞舜，虞舜传给夏禹，夏禹传给商汤，商汤传给周文王、武王、周公。周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了，就没有人得到真传了。韩愈虽未明言“道统”由他而传，而“以道自任”之意，则隐然可见。
文彦博、杜牧都说过：称孔子之德，莫如孟子；称孔子之尊，莫如韩愈。（参见樊川集及文潞公集绛州新修至圣文宣王庙碑记）我们假如说孔子之道，由孟子、韩愈之阐扬而益为昌明，则是毫无疑问的。孟子距杨、墨而道以之传；韩愈排老、佛而道亦因文以见。自孟子以后，韩愈以前，虽不乏尊孔孟，或辟佛老者，但可以说，其影响的深远和钜大，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韩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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