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赏析（卞孝萱、卞岐）】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于敬宗宝历二年（８２６）冬，罢和州刺史后，回归洛阳，途经扬州，与罢苏州刺史后也回归洛阳的白居易相会时所作。对“初逢”二字，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未见过面，初次相逢；另一是久别之后，初次相逢。尚无定论。
当时淮南节度使是王播。王播在扬州设宴招待刘禹锡、白居易两位诗人。白居易在酒席上把箸击盘，吟诗一首，题为“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四句，为刘禹锡长期被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刘禹锡从宪宗永贞元年（８０５）被贬，到宝历二年，只有二十二年。由于作诗时已是岁末，预计次年春初才能到达洛阳，而且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后尚未接到新的任命，所以白居易干脆称为“二十三年”，以求平仄协调，符合格律。刘禹锡回忆往事，感慨万端，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诗，答谢白居易。
诗的首联，便表现出作者不同凡响的抒情才能。刘禹锡因积极参加顺宗朝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而遭受迫害。在宦官和藩镇的联合反扑下，顺宗让位给宪宗，王叔文被杀，刘禹锡等被贬。他先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再贬连州（今广东连县），调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未离谪籍。朗州在战国时是楚地，夔州在秦、汉时属巴郡，楚地多水，巴郡多山，“巴山楚水”，泛指贬地。刘禹锡没有直率倾诉自己无罪而长期遭贬的强烈不平，而是通过“凄凉地”和“弃置身”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字句的渲染，让读者在了解和同情作者长期谪居的痛苦经历中，感觉到诗人抑制已久的愤激心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诗的颔联，刘禹锡运用了两个典故。一是“闻笛赋”，指曹魏后期向秀的《思旧赋》。向秀与嵇康、吕安是好友，嵇康、吕安为司马氏杀害，向秀经过两人旧居时，听到邻人吹笛子，其声“慷慨”激昂，向秀感音而叹，写了《思旧赋》来表示对嵇康、吕安的怀念。另一是“烂柯人”，据《述异记》所载，晋人王质入山砍柴，见二童子对弈，他观棋至终局，发现手中的“柯”（斧头的木柄）已经朽烂了。王质下山，回到村里，才知道已经一百年过去了，同时代的人都已死尽。“怀旧”句表达了诗人对受害的战友王叔文等的悼念，“到乡”句抒发了诗人对岁月流逝，人事变迁的感叹。用典贴切，感情深沉。“乡”指洛阳。一本作“郡”，郡指扬州。扬州是当时淮南节度使的治所，而和州是隶属于淮南道的。
诗的颈联，紧承颔联而来。“沉舟”和“病树”是比喻久遭贬谪的诗人自己，而“千帆”和“万木”则比喻在他贬谪之后那些仕途得意的新贵们。这一联本是刘禹锡感叹身世的愤激之语，由于它客观上包含着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其意义就不仅局限于诗人的身世之感了。白居易称赞这一联“神妙”，就是从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景、情、理相结合的角度来评价的。后来的欣赏者和引用者可以不必以“沉舟”和“病树”自比，而只采取这一联所表达的哲理，来说明没落的事物就让它没落吧，新生的事物必然要发展起来，社会在前进，前景无限美好的道理。后人的引用义与刘禹锡的本义不完全契合，这是不奇怪的。不同时代的欣赏者，在欣赏特定时代的某一具体作品时，思想感情上会产生某种基本一致的艺术感受，人们称之为“共鸣”。但文艺欣赏中的共鸣是十分复杂的，不同时代的人，欣赏某一作品时所产生的共鸣，不会与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感情完全一致。例如：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在《蜀相》一诗中吟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名句，是出于其不得“致君尧舜上”的感慨；三十多年后，领导政治革新运动的王叔文，读杜甫的这两句诗，“欷泣下”，则出于其与宦官、藩镇斗争失败的哀思。
诗的尾联，似乎写得很平淡，说的是酒席上的事情，其实是点睛之笔，不能忽略。“长精神”三字，含义深刻，表现了诗人意志不衰，坚韧不拔的气概。
刘禹锡在这首诗中运用了层层递进的手法。首联，诗的第一层，先写自己无罪而长期被贬的遭遇，为全诗定下了愤激的基调。颔联，诗的第二层，通过对受害战友的悼念，以及自己回到故乡竟然恍如隔世的情景，使愤激之情进一步深化。颈联，诗的第三层，推开一步，对比了自己的沉沦与新贵的得势，诗人的愤激之情达到了顶点。尾联，诗的第四层，急转直下，表示并不消极气馁，要抖擞振奋，积极进取，重新投入生活，以自勉自励结束。层层深入，言简意深。愤激而不浅露，感慨而不低沉，惆怅而不颓废，堪称刘禹锡的代表作品。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身经危难，百折不回的坚强毅力，给后人以莫大的启迪和鼓舞，所以古今传诵，交口称赞。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公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赤壁》赏析（罗宗强 卢盛江）】
杜牧的诗是晚唐诗坛的一大成就，晚唐诗人中只有李商隐能够与之相比。他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却处于晚唐那样一个无可作为的环境中，使他常常有一种抑郁情怀；他有绝世才华，而且性格豪俊，这又使他的抑郁情怀并没有走向消沉凄恻。这些，都影响着他的诗的风貌。他的诗，往往立意高远，感慨深沉而又俊爽清丽。
杜牧的咏史诗，是晚唐咏史诗的高峰。晚唐诗人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兴的锐气，怀着一种矛盾心理，感慨衰败不可避免的到来，感慨生不逢时，不得一展襟抱。怀古伤今，就成了此时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温庭筠、李商隐、杜牧都有大量怀古伤今之作。杜牧写这类诗，完全是一种大手笔的气概，深刻的哲理思索与形象的高度概括融为一体，令人叹为观止。
《赤壁》写于杜牧官黄州刺史（８４２～８４４年）时，反映的心理状态和含蓄而俊爽的风格与《过华清宫》一致，但在写法上却别具一格。
《赤壁》的开头便与众不同。《过华清宫》是由回望引起回想，杜牧还有很多咏史诗是一开头就高度概括，纵横驰骋。此诗的开头却只从一件不起眼的折戟写起。这一片与古代战争有联系的折戟，很自然地引起后文对历史的咏叹。但是，这两句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作为诗的引导，它本身也蕴含着强烈的意念活动。沙里沉埋着铁戟，点出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折戟沉沙而仍未销蚀，又暗寓岁月流逝而物存人非之慨。凡是在历史上留下过踪迹的人物、事件，常会被无情的时光销蚀掉，也易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就像这铁戟一样沉沦埋没，但又常因偶然的机会被人记起，或引起怀念，或勾起深思。正由于发现了这片折戟，使诗人心绪无法平静，因此他要磨洗并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前朝”──三国赤壁之战时的遗物。这一场决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重大战斗，英雄云集，何等壮伟。因此，“认前朝”又进一步勃发了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二句论史抒怀作了铺垫。全诗最精彩的，当然是久为人们传诵的末二句。这二句是议论。“认前朝”，本来可以写对这场战争的回顾，但是他省略了，所以不是缅怀，不是描述，也不是一般的历史评价，而是直接的对历史结局提出自己的评判。史学家们在论赤壁之战这场关系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大事件时，基本的政治倾向常常是把同情放在吴、蜀一边。因为有这倾向，也便把这场战争的胜负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杜牧一反传统看法，认为若不是东风给周瑜以方便，胜者就可能是曹操，历史将要重写。从不被人怀疑的地方提出疑问，引起议论，反映出他敏锐的历史眼光和独到的史识。首先，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对战争的一方──曹操提出了有异于史家的评价。其次，他认为历史上英雄的成功都有某种机遇。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观察、思考着历史，顿使诗歌平添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气概。史论有如此气魄，而其表述方式却那样风流潇洒。不直言战争之胜败，而说“铜雀春深锁二乔”。铜雀台为曹操晚年享乐处，蓄姬妾歌妓于其上。拈出铜雀，使人联想到曹操纵欲的这一面；铜雀而又言“春深”，又加一层风流温馨。用一“锁”字，重台密阁，更加重了藏娇之意。试想英雄如曹操者，于横扫天下胜利之后，拥江东二乔于铜雀台，弦歌艳舞，以享受缠绵之春色，当是何种得意气概。写设想中的东吴败亡，不言河山破碎，生民涂炭之类，而拈出“二乔”入魏以暗喻，同样把东吴领袖人物之风流儒雅的风神传递出来了。把硝烟弥漫的战争的胜负，把如此重大的历史大事件写得如此蕴藉，非杜牧不能。杜牧是风流才子，善写闺情恋意，他把这种表述方式用于庄重的史论，而且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便表现了杜牧特有的风韵情采。但是杜牧之写史论，除了为表现出非凡的史识，还曲折地反映出他的抑郁不平和豪爽胸襟。慨叹历史上英雄成名的机遇，是因为他自己生不逢时，有政治军事才能而不得一展。它似乎又还有一层意思：只要有机遇，相信自己总会有作为，显示出一种逼人的英气。
（选自《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过零丁洋》赏析（张鸣）】
祥兴元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文天祥兵败被俘。第二年元月，元军出珠江口，进攻南宋最后据点山（在今广东新会南海中），文天祥被押解同行，过零丁洋时写了这首诗，决心以死殉国。当时，元军统帅张弘范逼迫文天祥招降坚守山的南宋将领张世杰，文天祥严正拒绝，说：“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并出示此诗以明心志，张弘范见诗中辞意坚决，“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