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谪仙剑客──析李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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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李白自然有不小的影响。他的“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的人生价值观念就来自儒家用世济时的思想。为实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理想，李白“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赠江夏韦太守书》）。他实现理想的努力虽屡遭挫折，却矢志不渝：“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二首》之二）直至晚年他还壮志不衰，希望为平叛靖乱效力。所以刘熙载认为：“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思黎元’之志也。”（《艺概·诗概》）

　　可以这样说，儒家思想造就了李白，让李白成为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这也是他继承了先秦时“忧国忧民”的传统和屈原的风范。爱国和爱民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同点在于屈原是为忠君而爱国，而李白则是为爱国而爱国。正是这一点，才让李白敢于讥讽玄宗、肃宗二位皇帝，才敢于傲睨权贵，蔑视封建等级。

　　李白或许是历代著名诗人中受道家和道教思想影响最深的一个。“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由于家风和社会习气的濡染，李白自幼崇信道教，学仙求道、服食炼丹，几乎贯穿其一生。他曾受道录于齐，一生交往过不少道徒。

　　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李白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性格。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精骛八极、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恍惚飘逸、光怪陆离的神异浪漫色彩。“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一），并非夸张。学道问仙是李白求官入仕的“终南捷径”；仕途失意，被放还山后，则是他傲世自高、排遣愤懑的方式：“明主倘见收，烟霞路非赊。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早秋赠裴十七仲堪》）其实对神仙之有无，他也是心存疑惑的：“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十二首》其三）但为寄托精神、宣泄愤懑，它宁可信其有，不愿疑其无，所谓“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遗余年也”（范传正《李公新墓碑》）的说法，不无道理。

　　李白傲睨权贵，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追求个性自由，旷放不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陪侍御叔华登楼歌》）；粪土富贵荣华：“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他的这些思想性格深受庄子叛逆精神的影响。而他的隐逸颓放，及时行乐一生死、齐万物等消极思想，如“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行路难》其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也都源于老庄思想。

　　正因为现实社会给李白带来了了矛盾和痛苦，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写了不少诗歌吟咏隐居学道和放情纵酒，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陪侍御叔华登楼歌》）。这才有了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把大自然当作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努力去探索和发掘其中的美，用他的神来之笔描绘、用他的满腔激情讴歌祖国的锦秀江山。他笔下的巍巍群山上摩苍天，下亘四域，气势磅礴，如“西岳峥嵘何壮哉！……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西岳云台歌》），“庐山秀出南斗傍……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峰凌苍苍。”（《庐山谣》）这是诗人的壮志凌云和崇高气节的象征。他笔下的滔滔江河，波如雪涌，潮似山倾，汇纳百川，奔泻万里。如“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角龙门”（《公无渡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这犹如诗人冲决羁绊、追求自由的精神不可阻挡。这些确实是以“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皮日休《七爱诗》）写就的。它们熔铸了诗人的性格，倾注了作者的感情，体现了李白的审美理想，也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采，能激励人们奋发进取，具有雄奇的崇高美。李白也还有不少诗篇描绘大自然的明媚、幽静、秀丽、清新，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桔柚，秋色老梧桐”（《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清溪行》）。它们体现了李白性格的另一侧面：他对光明宁静、纯净和谐的憧憬，以及李白诗歌的阴柔之美。

　　道教和道家思想不仅渗透了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也直接影响了李白诗歌的风格特点──飘逸，也是后人赞誉李白为“诗仙”的一个原因。李白作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创作风格受庄子散文风格的影响比较大，这与道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李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刘全白《李君碣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年轻时曾“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东游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周济落魄公子。游洞庭时，为客死途中的友人营穴迁葬。随着入世渐深，他“轻财好施”、“存交重义”的行为，被傲岸不羁、抗争叛逆的精神所取代，这是他对战国时代的侠义精神和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的深化，但侠义纵横对他的影响依然存在。他的自负自夸、游说干谒，均有浓厚的纵横家的色彩。他笔下的众多战国人物如苏秦、张仪、毛遂、朱亥等固然有纵横家和侠义之士的气质，而且，即使是后世的张良、孔明、谢安之辈，也都被他打上纵横家的印记。他的诗风的豪放，文风的恣肆，也未尝没有纵横家文的影响。他诗歌中大量歌颂的抗暴安良、重然诺、轻生死有侠义行为，也反映出他的人生价值观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可见侠义行为、纵横家思想对李白影响之深。

　　李白驳杂的思想和用藏出处的矛盾，都统一在“功成身退”的理想当中。儒家的用世与道家的出世、道教的求仙；纵横农技汲汲于功名与侠义之士的不矜其功、羞伐其德，都统一在“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赠卫尉张卿》其二）的理想中。这既合于老子“功遂身退”和全身远祸的思想，又符合扶危济弱、不图报答的侠义行为准则；既能施展他的才能抱负，实现他的自身价值，又能保持他价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既基于历史的经验：“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又鉴于现实的教训：“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所以，他在诗中一再申述自己“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的志向。

　　综上所述李白的诗歌充满理想色彩和浪漫激情，抒发了他的志向抱负，表达了他的思想感情，充分地表现了自我；又以强烈的叛逆和反抗精神揭露时弊，深刻而曲折地再现了现实，无论于己于时，都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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